资料照：中国毛派人士手举毛泽东画像和标语横幅在广州南方周末报社外举行抗议集会（2013年1月9日）
奥克兰 —
三年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缩小贫富差距为名发起了一场所谓的“共同富裕”运动。可是观察人士说，现在看来，中国的穷人没有变富，过去的富人却恐怕要变穷了。
习近平的整顿行动引发了金融领域的紧缩，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纷纷削减薪酬和奖金以响应号召。面对当局大力抨击“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并强迫银行家学习习近平的思想，很多金融业者开始意识到所谓的“共同富裕”可能意味着他们自己的财富被共产党一步步侵蚀。
2023年的年终奖还发吗？
从4月等到8月，从开春盼到盛夏，从心心念念直到了凄凄惨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多位中国金融业工作者都表示，效益好的时候，年终奖一般4月到手，可是今年已经八月了却还分文未见，这意味着无形中少了10%-20%的年收入。
一位券商从业者看上去仍有期待。“已经立秋了，还是不确定能不能发。”她说，“这是一种折磨。”
望穿秋水而不得年终奖，分析人士归咎于习近平。2021年8月，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团队发起了一场运动：共同富裕。
到2024年8月，这场运动已持续了整整三年。
“金饭碗褪色了”
年终奖落空，券商从业者感受8月飞雪。在广州一家券商担任投资顾问的吴慧介绍，算上2023年的年终奖没有发，在新冠疫控结束后，她相当于经历了两次大幅度减薪，年收入已经从40多万人民币跌到了30多万。
她告诉美国之音：“年终奖占到我收入的15%，现在少了这一块，感觉生活质量下降了不少。今年暑假，本来想把孩子送到新西兰体验5周微留学的，后来改了计划，去新疆参加10天的戈壁挑战夏令营。”
运气更差的似乎是在深圳一家券商工作的蔡女士。她告诉美国之音，2023年到2024年，她三度减薪，目前消费明显降级，“好在老公收入也还不错，房子买得早一点，负债也就是房贷，杠杆上得不多”。
仍等待2023年年终奖的刘女士告诉美国之音，之所以还有念想，是因为她入职券商以来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现在都立秋了，我也知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心有不甘。广州房价这一年降得厉害，我也没心思再买一套。现金为王，把钱攥在手里，心里踏实不少。”
8月苦等年终奖，是中国券商从业者的集体悲怆。根据中国经济观察网的报道，2024年上半年，发放了2023年年终奖的券商寥寥无几，在标志性的头部券商“三中一华”，即中信证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证券和华泰证券中，仅有中金公司在5月份发放了2023年的年终奖。
除了未见年终奖，薪水也不乐观。上海第一财经汇总的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券商员工整体薪酬水平延续了2023年的下滑态势。券商板块57家上市公司一季度合计应付职工薪酬1203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388亿元下滑约13%。而在2023年，29家券商的平均员工薪酬下滑，占比过半；金融行业里，降薪相对较小的唯有银行业。
“金饭碗褪色了。”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政大法学博士、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七八年前，中国金融业的平均薪水是台湾的好几倍。现在看去年的数字，感觉没有相差多少了。疫情解封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不仅不如预期，而且是迅速地下滑。”
“习近平是不是搞错了”
金融业人心低落，但受访者看上去避免发表过于尖锐的批评，一般强调大行情不好、个人和单位状况不佳，是导致大幅度减薪的主要原因。
这个判读大抵准确。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百业萧条，金融业首当其冲。因为房地产的问题，因为股市的问题，中国大陆金融业本来就亏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薪水当然也要降很多。”
也有受访者迁怒舆论，认为网友、媒体妖魔化了金融界。在券商担任客户经理的一位从业者告诉美国之音，很多人以为金融业收入高得离谱，但不要忘记，这个行业是有专业性要求的，而且工作强度非常大，平时晚下班一两个小时，周六加班加点，在行业里非常普遍，高薪水其实很正常，“不可能都是开后门进来的，就算开后门进来，最后也还是得把事情干好”。
金融业人士为高薪自辩，很难引起行业之外的共鸣。7月底，华中科技大学体育学院大一学生王翘楚的炫富视频，火了他自己、慌了他老爸，也让接纳他实习的中信建投证券成了众矢之的：上午打卡迟至10点、员工餐饮标准高，至少两家正冲刺首次公开募股的企业信息被披露，显示这一头部券商纪律涣散、作风浮夸、信息安全管理疏漏，也给了普通人一个机会，去讨论权贵和中国金融业的关联。
广州一家券商的投资顾问吴慧提到金融监管，是导致行业降薪的重要原因，但她觉得委屈：“大领导是不是搞错了，应该去抓贪官污吏，抓一个，几亿人民币就出来了，金融业要降薪，也应该主要是领导降，怎么盯着我们这些小角色呢？”
她隐晦提到的“大领导”，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习近平究竟有没有搞错？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对金融业的冷嘲热讽比比皆是，似乎显示在一定程度上，习近平打压金融业得到了民意的支持。
在一个社交群组里，广东一所高校的教授转引了一则帖子，内容显示中金公司员工的平均年薪，从2021年的116万元下降为2023年的70万元。她告诉美国之音：“你看中金员工以前的收入，一个尾数差不多相当于我们老师干一年。凭什么？降得好！”
众声喧哗，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认为不难理解，他告诉美国之音：“金融业收入过去是很高，所以一般民众会眼红。现在大家收入要下降的时候，如果他们的薪水维持这么高位，台湾的说法叫肥猫，大家当然也会要求他们降薪。”
运动三年
金融业被打击，西方媒体和专业人士一般认为，这是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团队推进共同富裕所导致的结果。
彭博新闻社的最新报道提及，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共同富裕这一议题上没有呈现出松懈迹象。三年前，习近平发起了一场解决中国巨大而持续的贫富差距的运动。如今，在规模达66万亿美元的金融业中，中国银行家开始意识到，所谓的共同富裕可能意味着他们自己的财富被侵蚀，由于奢侈的生活方式受到北京方面的诋毁，加上减薪的打击，一些从业者正在逃离这个行业。
西媒提到的开始于三年前的共同富裕运动，看上去指的是2021年8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他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那之后，共同富裕的展开因为新冠疫情有所延缓，但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报告、2024年7月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提到共同富裕。
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则认为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中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曾在公开论坛上表示，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中国进入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的第二阶段，也就是通过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带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虽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金融业工作者，有意无意避谈政策的针对性，但这一行业在疫情之后被锁定的迹象越来越清晰。中纪委在2023年发文表示，破除“金融精英论”“唯金钱论”“西方看齐论”等错误思想，整治过分追求生活“精致化”、品味“高端化”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则公开表示，金融业、互联网和房地产三个行业收入畸高。在金融业，高门槛和牌照资源的的稀缺性，导致行业获得了超额收益，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因此获得了超过其能力和贡献的超高收入。
降薪和共同富裕
透过减少高收入群体的薪水，来实现共同富裕，引发了普遍质疑。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政大法学博士、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认为，金融业工作者特别是中低层人员长期承压，或会产生连锁负效应。他告诉美国之音：“共同富裕已经快变成共同贫穷了。降薪其实就是打击、掠夺富人，已经变成掠夺性的资本主义。”
赖荣伟认为：“金融业的薪水被砍了之后，从业者要维持相对应该有的支出，有可能铤而走险，比如出卖手中的机密资料，或者是客户的资料。这是有可能的。这是社会整个结构出了问题，逼从业者铤而走险。”
“逻辑上说不通。”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如果是共同富裕，应该是后段的人薪水提升，前段的至少不减薪，那就是一起富裕。可是如果消减前段的薪水来配合后段的薪水，那实际上叫做共同贫穷。所以我觉得，金融业降薪的主要目的不是共同富裕。”
王国臣认为，习近平可能另有考虑：“他强调脱虚向实，关注金融安全，那金融业的发展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习近平并不希望金融业往金融创新或金融媒合发展，他只要做最单纯、传统的金融借贷就好，所以金融业的薪水也就相应要下降。”
“习近平希望压抑金融业的薪水，鼓励更多的中国大陆民众看到薪资这个讯号，驱使他们往政府鼓励的行业走，比如说半导体。所以可以看到，这几年高考，所谓传统的金融跟法政，事实上志愿量是有下来的，而半导体或理工科是有上升的，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习近平政府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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