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片: 上海街头股票市场大型电子显示屏（2022年8月3日）
维也纳 —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本月15至18日在北京召开之际，欧洲的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在分析这次全会及预计通过的政治决议，评估其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及国际外溢效应，包括对中欧关系的意义。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三中全会
2023年以来，外界一直在猜测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何时召开。自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全会一般在逢3、8的年份召开。唯一的例外是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今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7月召开会议，随后在6月底公布了具体会期。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党史上，三中全会通常伴随着重大的政策和人事变动，外溢效应越出中国国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后冷战时代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全面深化改革”以来，习近平所谓“新时代”中国的内政外交路线，相对于邓小平及其指定接班人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的确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不过，习近平时代的不少“改革举措”都被观察人士视作开倒车的“逆向改革”。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日前撰文，给外界对本次全会的期待泼冷水，指一度备受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未能兑现其最大的承诺——让市场在引导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相反，习近平领导下的是一个日益由国家主导的体制。”
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
2018年，习近平在《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今年5月23日召开一场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说：“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
外界判断，本次三中全会不会触及政治改革内容，但将在经济领域出台若干举措。这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长期执政下的第二次重大政策宣示。按照新华社的说法，预计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覆盖2024至2035年的政策事项。
不过，欧洲分析人士认为，摆在北京面前的是更为紧迫的问题，三中全会最可能出台的是解放军高层人事安排和解决当下中国经济困难的具体方案。
意大利汉学家弗朗西斯科·郗仕（Francesco Sisci）向美国之音表示：“重点将是解放军和经济。国内经济表现不佳，私人消费萎缩，军方因史无前例的两名国防部长清洗而承受巨大压力。解放军似乎陷入混乱，这极其危险。”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三中全会具体会期的6月27日，中国两任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被开除党籍、军籍。
比利时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高级研究员、西班牙经济学家艾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ia-Herrero）向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全会面临着“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多年表现不佳之后，是否会出台措施来重振经济？”
埃雷罗列举了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八个关键问题：房地产停滞、地方政府财政紧张、通货紧缩压力、消费不振、人口老龄化、非制造业外国投资下行、养老金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成本增加，以及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未实现。
此外，中国还面临青年失业率高企，特别是应届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
改什么？如何改？
中共中央宣传部控制的英文媒体《中国日报》日前报道，三中全会可能出台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举措。
中国股市一直有“赌场”之称。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即使赌场也有规矩，例如不能看别人的牌，而在中国股市中，一些人就可以这么做。
2022年以来，中国股市随着经济大势一路下跌，引发社会广泛不满，连长期看好中共的中国媒体人胡锡进在入市亏损后也在微博发出抱怨。
埃雷罗对可能出台的改革举措持审慎态度。她预测：“任何措施都将是温和渐进的，就像中药一样，而不会是休克疗法。”
今年6月底，中国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对“大病初愈”的中国经济不能“下猛药”，并引述中医理论，主张“固本培元”。
埃雷罗认为，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做法包括“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适度补助”以刺激消费、“减缓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性措施”、“投资准入的对外开放（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吸引外资、“增加地方政府税收如消费税”以应对地方政府由于土地价格下降而面临的财政枯竭、“延迟退休”和“缩减政府开支”以期实现财政平衡。
中国政策制定者需要在这些做法之间进行权衡。缺乏社会福利的代价是民众进行预防性储蓄，导致私人消费不足。刺激消费要求扩大政府开支，包括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但这将损害本已恶化的财政状况。
习近平多次表示，中国不能搞养懒人的“福利主义”。中国经济决策层有多大共识建立起社会安全网，对中国经济进行消费导向的结构性改革，有待进一步观察。
中欧贸易摩擦可能加剧
埃雷罗表示，从长期来看，解决中国经济困境的方向是扩大地方财政自主权和发展高端制造业，不过这两点似乎在短期内都不太可能。
外界预计财税体制改革是本次三中全会的重点，具体措施可能包括消费税和增值税所得由中央转移至地方。习近平强调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亚历山大·戴维（Alexander Davey）向美国之音表示，这预示着“过去为中国工业体系现代化和促进科技创新而投入大量资源和人力的那种改革将继续下去。”
他同时提醒，政府在社会服务和科技创新的投入无法两全齐美：“科技投资是否会对北京为地方政府分配医疗、教育、基础设施、政府雇员工资等资源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还有待观察。”
依赖高端制造业出口拉动经济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可能加剧中国与其主要出口目的地的贸易争端。美欧近来指控中国电动汽车“产能过剩”，已经采取反倾销调查和征税措施。
戴维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可以被用来报复布鲁塞尔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以及欧盟对中国采取的其他去风险措施。北京可能将白兰地、葡萄酒和特定类型的汽车等欧洲进口产品定性为不必要的奢侈品，并据此征收关税。”